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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
——第三单元
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
——第三单元

    

陶排水管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在宫城内的2号宫殿庭院内发现有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位于庭院东北部,由11节陶水管连接而成,安装在预先挖好的沟槽内。另一处位于庭院的东南部,是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 

     

 

   

 

铜钺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早在史前时代,玉钺就是部族上层用于象征权力地位的仪仗用器。根据古文献和青铜铭文可知,商周时期的青铜钺、玉钺是君王和将领征伐大权的象征,代表着持有者生杀予夺的权力。古文字中“王”字象斧钺之形,应是从钺的这一象征意义衍生而来。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这件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这件铜钺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戈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青铜爵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当时大量使用的陶鬶、陶罍、陶壶等容器也是当时的酒器。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它在世界范围内自古便是通神的工具。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祭祀、社交礼仪中往往要以酒助礼。因此酒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礼器之一,酒器也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的核心。
    爵是二里头文化发明的酒器,主要用于温酒和注酒。其特征是腹底有三个细长足,腹侧有一鋬,口沿两端分别有半管状流和配重的尾。二里头文化的铜爵系模仿陶爵,是已知最早的青铜容器,以其飘逸、挺拔的外形美和平衡、稳重的对称美开创了我国青铜造型艺术的新篇章。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斝和铜盉构成了最早的青铜酒器,而铜爵和铜斝的组合则为商代青铜酒器所继承。

     
     

 

兽面纹彩绘陶罐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两件彩绘陶器的造型来自当地土著文化,兽面纹则与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十分相似。在当地的墓地中,这种兽面纹彩绘陶器与陶爵、鬶、盉等二里头文化陶礼器都仅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是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二里头式的各类陶酒器齐备,形制和尺寸也相当接近,推测二里头文化的饮酒礼仪可能也被当地文化所吸纳。

     
     

 

卜骨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代,占卜主要用动物肩胛骨,这个部位既宽且薄,稍加烧灼即爆裂,最宜占卜。二里头文化占卜使用的肩胛骨主要来自牛、羊、猪,用于占卜的动物可能也是供奉给神的牺牲,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二里头文化的卜骨基本不做加工修整,占卜时也鲜有钻孔而是直接烧灼,占卜形式还处在初级阶段。

     
     

 

陶大口尊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尊是大型盛酒、酿酒器。甲骨文中的“酉”字就是以大口尊为原型的象形字,“尊”字则是两手捧着大口尊的形象,而“尊”与“奠”通用,表示祭祀时献酒。这件陶大口尊的特别之处在于肩部的一周纹饰是图案化的龙纹,与商周时期的夔(kuí)龙纹颇为相似。夔龙纹即龙的侧视图案,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史前彩绘陶器上已出现。

     
     

 

龙纹透底器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龙(蛇)的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以陶塑形象、刻划图案等形式出现。有学者认为这些蛇纹就是龙。二里头文化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宫城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表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上述龙(蛇)形象大多饰于陶透底器上,这种器物造型奇异,底部有中空的圆孔,显非容器,属于祭祀用器的可能性较大。刻划于陶器上的龙图像,最生动的要数这件陶透底器上的阴刻龙纹。

     
     

 

几何纹陶片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少量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这类器物及其制造技术来自江浙一带的东南地区文化。这两件几何纹陶片上的螺旋状纹饰叫云雷纹,是青铜器普遍使用的纹饰。云雷纹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已出现于江苏省出土的史前文化陶器上,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流行的云雷纹也是来从江浙地区。

     
     

 

兽面纹青铜爵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相比二里头文化铜爵,商代青铜爵的流、尾缩短,器身更为粗壮,外撇的三足也不再张扬,造型变得内敛而含蓄,纹饰更趋精美而华丽,从侧面展现了文明的步伐。从商代早期开始,青铜爵、觚、斝成为贵族最常使用的青铜酒器组合,往往成套出土于贵族墓葬。

     
     

 

管状玉铃舌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玉铃舌应该不是实用器,而是仿青铜铃的玉礼器。

     
     

 

青铜铃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都见于贵族墓,出土位置与陶寺红铜铃相似,一般也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多见以纺织品包裹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的铜铃往往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共出,或与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共出,表明这类墓的墓主人具有特殊的身份,同时也暗示着铜铃具有与祭祀礼仪相关连的功能。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比陶寺红铜铃更趋成熟完善,铃内顶部有一横梁,梁上悬有铃舌,使用时手捏外壁的扁鋬晃动铃身发出声音。

     
     

 

鱼蛇纹大陶盆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此盆发现于宫城外侧,形体硕大、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盆口内侧绕盆沿一周浮雕了一条长蛇,昂首卷尾,生动逼真。蛇身上方的盆口上还阴刻了一周鱼纹,笔法写实。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这些蛇纹装饰就是龙的形象。此盆的风格与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颇为神似,都是在大型水器里装饰盘绕的龙(蛇),而龙(蛇)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与水有密切关系,因此这种装饰龙(蛇)的陶盆可能用于祈雨等宗教祭祀用途。

     
     

 

陶觚(gū)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觚是饮酒器,特点是敞口细腰平底,形似喇叭。陶觚、陶爵、陶鬶(盉)是二里头文化墓葬最常见的陶礼器。觚这一器类为商代所吸收,商代青铜觚是与铜爵、铜斝并重的酒器。

     
     

 

陶盉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盉的特点是有管状流。这件陶盉的造型源自陶鬶,惟将流口变为管状,遂从鬶变为盉。

     
     

 

陶鬶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以成套酒器入葬来表现墓主身份地位的随葬习俗,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下游地区,并为二里头文化所吸收。二里头文化的鬶、盉、斝、爵都可以溯源自黄河下游地区盛行的陶鬶。不同在于,二里头文化的陶鬶等陶酒器的体态比黄河下游地区的陶鬶更显苗条轻盈,反映了前者所代表的专门酒器与后者代表的酒器/水器合一的区别。

     
     

 

玉柄形器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柄形器一般为片状,长方形,下端一般有榫,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流行于商代。关于柄形饰的功用,学术界还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是簪形器,有人认为属于佩饰,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玉圭,还有人认为柄形饰是祖先的石主即牌位。

     
     

 

玉圭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古文献记载,玉圭是贵族间礼仪来往中使用的一种玉礼器。古史传说三皇之一的舜曾向治水成功的大禹赏赐玉圭,古文献记载贵族在周王即位仪式或朝觐仪式上要献上玉圭,可见玉圭在昭示礼仪制度、维护等级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三孔玉刀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玉刀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玉刀,不同之处在于这件玉刀两侧饰有扉齿,具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玉质礼兵器的特点。

     
     

 

涂朱玉璋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玉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礼器,为中原地区所吸收,在二里头时代更成为二里头文化对外传播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二里头文化玉璋的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刻有细线纹。这件玉璋形体甚大,表面涂有象征朱砂,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

     
     

 

玉璧戚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二里头遗址的玉器在继承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玉器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浓郁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
    玉戚璧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流行。特征是器身近圆形、有大孔,两侧有扉齿,如同玉璧与与玉戚的合体,突出体现了二里头文化玉礼器将形式美与象征意义巧妙结合的特点。玉璧戚仍是玉钺的一种,也是象征权力与威仪的玉礼器,从二里头文化随葬玉戚璧的墓主身份都较高可窥见一斑。这件玉戚璧造型规整,工艺精湛,是这一时期玉戚璧的代表。

     
     

 

玉戈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戈演变自镰刀,是从事农耕的中原文化特有的兵器。它的杀伤方式是以内刃勾、外刃推、尖锋啄。在夏商周时期的铜兵器中,戈是最重要的近战兵器之一。玉戈首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玉质礼兵器的新品种,形态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戈基本一致。玉质礼兵器对于二里头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玉钺、玉戈、玉刀等玉质礼兵器以及也有象征军权意义的玉璋在许多贵族墓葬都有发现,而且数量多、尺寸大,以彰显墓主的军事权力或军功。这一现象隐隐折射出,从纷争千年的邦国时代脱颖而出,并跃而为统御众邦的王国,这期间经历的长期战争给作为征服者的二里头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以玉质礼兵器的形式转化为巩固政权的精神力量。

     
     

 

附加堆纹陶鼎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精美而无实用功能的一部分陶器也成为标志等级地位的礼器,广泛见于部族上层的墓葬中。二里头文化的贵族墓葬也大量随葬陶礼器,其地位低于铜礼器,在高级贵族墓中是玉、铜礼器的补充,在中低级贵族墓中则是主要的随葬礼器。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与同类的青铜礼器往往颇为相似,陶礼器应是铜礼器的模仿来源。例如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鼎便与这件有着罐形器身和锥状三足的陶鼎非常相似,青铜鼎上的菱形纹也是来自陶鼎上的几何形刻划纹、堆塑纹等纹饰。

     
     

  陶鼎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石磬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早期文明的一大特点是礼乐文化繁盛,因而乐器是礼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寺遗址,乐器主要发现于高级贵族大墓,体现了乐器的不凡地位。二里头文化的乐器已发现有石磬、铜铃与陶铃、陶埙、漆鼓,器类组成明显是从陶寺遗址开创的“金石之乐”继承而来。二里头文化的石磬形制规整,正面磨制较精,背面还保留有打制和琢制的痕迹,比陶寺石磬要成熟、精致,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陶埙(xūn)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以陶土制成。陶埙最初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能是先民们为诱捕猎物而模仿鸟兽叫声制作的。之后陶埙日趋复杂精巧,音孔逐渐增加,演化为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最早的陶埙可追溯到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无音孔和1音孔陶埙,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埙已有两个音孔。这件二里头文化的陶埙只有1个音孔,略显原始。

     
     

 

兽面纹青铜大方鼎  
河南省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方鼎的造型始见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一改史前陶鼎均为圆形、三足的传统,表现了二里头文化新的精神追求。当时的制陶技术并不便于制造方形器皿,因此推测二里头文化的陶方鼎应是模仿青铜方鼎,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铜方鼎。最早的青铜方鼎出现于商代早期,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这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商代早期铜方鼎。方直严整的造型、粗壮稳固的柱状四足、高大的体量,赋予了方鼎特有的雄壮威严的气势,与方正严整的王都隐隐呼应,释放出强烈的礼制诉求。此器硕大的体型、复杂的结构对青铜冶铸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体现了商代早期的复合范冶铸技术趋于成熟。外壁装饰的兽面纹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商代青铜礼器的兽面纹将神秘、狰狞的神性内涵发挥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青铜礼器沟通人神天地的功能。这件青铜方鼎堪称是造型艺术、装饰艺术、礼制内涵三者和谐统一的典范之作。

     
     

 

兽面纹青铜爵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相比二里头文化铜爵,商代青铜爵的流、尾缩短,器身更为粗壮,外撇的三足也不再张扬,造型变得内敛而含蓄,纹饰更趋精美而华丽,从侧面展现了文明的步伐。从商代早期开始,青铜爵、觚、斝成为贵族最常使用的青铜酒器组合,往往成套出土于贵族墓葬。

     
     

  骨杖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陶斝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卜甲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商代占卜主要用牛肩胛骨和龟腹甲,用龟甲的习俗应与史前时期悠久的灵龟崇拜有关。商代占卜形式渐趋完善、成熟,对甲骨要做细致的修整加工,钻孔后再在孔内烧灼,钻孔占卜的传统应是继承自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商代占卜技术的这些特点既是为了方便占卜,也使占卜仪式更隆重,体现了对神启的期待之情。商代晚期贵族占卜时流行在甲骨上刻下占卜前的问题、占卜后的结果,这就是珍贵的甲骨文,也称为甲骨卜辞。

     
     

  卜骨 
河南省郑州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